今天接着读李商隐的诗，顺带也会说点他的生平故事。
三十岁那一年（839），李商隐在弘农尉上痛苦地熬着日子，迎来送往各级检查，查收税赋账目，清点刑徒人数，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还要亲自拿起鞭子，鞭打交不起赋税的贫民，对于“以民为本”思想的李商隐来说，也许每一鞭下去，都像是抽打在自己的心头之上，他的心，时时为此而滴血。
（李商隐浮雕）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前宰相裴度死了。一个人的生死对于整个大唐，或许并不算什么，但裴度不一样，他是曾经向大唐王朝举荐了李德裕（李党的核心人物）、李宗闵（牛党的核心人物）、韩愈等名士的名臣（看晚唐的历史，“牛李党争”的影响有多大，裴度对大唐历史的影响就有多大），他曾被藩镇刺杀重伤未死、却仍然带兵平定了“淮西之乱”，他是中晚唐仅存的一点彪悍气脉。尽管到了晚年，他也随着世俗无奈沉浮以求避祸，但他的死，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死后，时代不可阻挡地来到了名副其实的“晚唐”。是不是少量的重臣生死就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亡呢？这是一个问题。
（裴度像）
标志大唐时代转换的重要事项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那就是第二年（840）的文宗之死。
唐文宗的一辈子足够委屈，没错，他就是那位发动“甘露之变”的皇帝。“甘露之变”之后，宦官完全控制了朝政，“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资治通鉴》）
（甘露之变时的长安）
唐文宗有多委屈呢？据《资治通鉴》载：
乙亥，上（文宗）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值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
唐文宗自比周赧王、汉献帝，这两位都是亡国之主，周墀当然吃惊，而唐文宗接下来的话更让他吃惊，他不痛快的原因是“受制于家奴”，因为宦官本来就是皇帝的家奴。
（影视剧里的汉献帝）
显然，唐文宗是一位有自己想法的皇帝，“甘露之变”只是他所有想法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实践罢了，据说唐文宗还儒雅好诗，尊重文士，而且生活非常节俭，他多次减免地方的赋税，还曾不止一次释放宫人和宫中女乐。
关于唐文宗之死，李商隐也写过一首诗，诗名《咏史》，但实质上是一首悼念唐文宗的诗。全诗如下：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李商隐的诗不好读，最大的问题是用典太多，比如这一首，几乎句句用典：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既然诗的标题标为《咏史》，诗人写起来当然要有历史感，因此他开篇就说：纵览整个历史，凡是贤明君主治下的国家，他们的成功多源于勤俭，衰败则多起于奢华。成由俭，败由奢其实也是典故，据《韩非子.十过》载：“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
（现代的琥珀枕）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琥珀是松柏树脂的化石，有淡黄、褐、红褐等多种颜色，晶莹透明，琥珀质佳者可作装饰物。以琥珀作枕则称琥珀枕。这一句跟下句“真珠车”皆借以喻唐文宗的父兄唐穆宗、唐敬宗的奢侈。这是以对比之法，赞扬唐文宗的勤俭不奢。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镶有珍珠的车才是好的坐车？这跟唐文宗生平节俭的史实相对照。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指唐朝国运衰微。青海马用典，指龙马，千里马，这里用以比喻贤臣。据《隋书.吐谷浑传》：“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聪马。”
（青海马）
蜀山蛇也用典，据《蜀王本纪》载：秦献美女于蜀王，蜀王遣五丁力士迎之。还至梓潼，见一大蛇人山穴中，五丁共引之，山崩，五丁皆化为石。刘向《灾异封事》：“去佞则如拔山。”这里用蜀山蛇比喻宦官佞臣。运道衰微，想要远行却没有千里马，想要拔动蜀山猛蛇，却势单力孤。宦官霸道，贤臣稀缺，这是唐文宗的悲哀，也是大唐的悲哀。
（蜀山蛇）
唐文宗策划“甘露之变”，当然是力求中兴的，但却只遇到了李训、郑注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没遇到真正的贤臣。当然了，仇士良、鱼弘志（当然，还有强藩）这些“蜀山蛇”也没办法铲除。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南薰曲用典，即《南风》。相传舜曾经弹五弦琴，歌《南风》之诗，从此天下大治。其词曰：“南风之燕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为什么用这个典呢，是因它不仅是一个“古典”，还是一个“今典”，因为唐文宗和学士联句时，曾高度赞扬柳公权“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的联句。
（九嶷山舜帝陵）
苍梧：即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相传为舜帝埋葬之地。这里借指唐文宗所葬的章陵。翠华：以翠羽为饰之族，指皇帝的仪仗。舜逝于苍梧之野，所以说“哭”，这里用舜比拟唐文宗。司马相如《上林赋》：“建翠华之旗，树灵笼之鼓。”李善注称：“翠华，以翠羽为葆也。”
又有谁曾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呢？恐怕也只能在陵前对着翠华哭泣吧。
我们读唐诗从初唐四杰读到大“李杜”，读到刘禹锡、白居易，读到李贺、杜牧，这些诗人都写咏史诗，但却极少有写到国运衰微的话，也极少有说皇帝的不是，李商隐在“甘露之变”后有《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直言“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显然是捎上了唐文宗，《咏史》诗，李商隐把唐文宗中兴未成的责任推给了“运去”，固然替唐文宗挽了面子，但也实实在在指出了大唐真的走向没落了，这实际上也够大胆，在那个时代，谁又敢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说李商隐政治敏感，预见能力强，但真放在那个时代，能这样说，最重要的怕是需要足够的胆气。当然，李商隐最终也没有给出诗中问题的答案：究竟一个皇帝要如何治理一个国家才最好，节俭很重要，但节俭之外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一个国家的运道是不是由皇帝一个人来决定的呢？或许，后来李商隐又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对大唐的命运已经发展到了慨叹的地步了吧！他自己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写完这首诗，又过了不到六十年，大唐就亡国了，那时，李商隐死去也不到五十年。
（【唐诗闲读】之213，图片引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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