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冬天，在一艘法国邮轮上，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国青年，蜷缩在四等舱里沉思默想。随着风浪颠簸着的船身，舱内弥漫着的窒闷空气，这个远渡他国的青年想起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也想起了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
就在青年的思绪纷飞之时，一篇文章的题目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个题目叫《春梦》。接着往下思考，青年人决定要以这个题目写一本小说。对，是一本小说，而不一篇小说。他之所以要写这篇小说，是为自己，也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呐喊。
邮轮上的青年人就是正从法国归来的巴金，而他所得着的题目《春梦》就是后来的《激流三部曲》中的《家》。
此时的青年人还没有使用“巴金”这个笔名，他的本名叫李芾甘，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
在这个家庭条件好于众多家庭的环境中，巴金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个条件十分优渥的环境中，巴金接触到了佣人、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他也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于是，早在1919年时，15岁的巴金就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受到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启迪，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流之中。他参加了成都学生反抗军阀统治的集体罢课、请愿活动，还参加过进步学生刊物《半月》的编辑工作，担任过《平民之声》周刊主编。
后来，为了求学和寻找社会解放的道路，巴金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一样，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来到上海；23岁时，他又跑了人生地不熟的法国，继续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
1927年的春天，巴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的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品尝着寂寞、痛苦的滋味。他想念着祖国、想念着亲人。不久之后，他就在法国写下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巴金把自己的痛苦、寂寞和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了纸上，也把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用笔端倾泻在了纸。因为心里燃烧着熊熊的火焰，他写得很快。慢慢地，纸上的文字多了，心里的火焰也渐渐地熄灭了，巴金这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巴金心头上的疙瘩解开了，也找到了借笔和纸倾吐感情和安慰年轻孤寂之心的道路。
1928年，24岁的巴金在回国的法国邮轮上得到了《春梦》的题目，并构思了这部小说。然而直到1931年，他才真正动笔写这部小说。
从法国回国后，巴金就在上海定居下来。刚开始时，他写一些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以此来维持生活。渐渐地，随着巴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找他组稿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他在文学界的朋友也随之多起来了。不久后，上海《时报》的编辑托人约巴金写一部连载小说，巴金就一口答应下来。
1931年，巴金开始动笔写3年前就得到的《春梦》这个题目的小说。那个时候的巴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避免为生活奔波而影响写作，巴金到40岁才结婚。因为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他的家；因为经常到各处去看朋友，他还写了一些“旅途随笔”。不过，尽管条件艰苦，巴金仍是一直沉浸在对写作氛围的享受里。
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堆放着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已经变成了一架写作机器的巴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来激动地写着……就这样，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梦》和其他几个中篇就写成了。
《春梦》交稿后，被编辑部改了名叫《激流》的题目。之所以被改了题目，原因是来自于巴金对创作这篇小说所做的解释，巴金说：“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
《激流》从1931年4月18日起，开始在《时报》连载。可是直到写完时，巴金才发现他只写了生活素材的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事可写。因此，他只好在后记里宣告说，已经发表的《激流》只是它的第一部《家》。后来出版单行本时，就正式改名为《家》，并与《春》、《秋》一起合称为《激流三部曲》。
《家》是巴金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巴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如实地描写了他的祖父和他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巴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巴金写这部小说，仿佛就是挖开了自家的坟墓，以致于后来读这部自己写的小说时，仍然受到了爱与憎的烈火的煎熬。正如巴金在《家》的《总序》里所说，“这是过去10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而小说里那个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觉新”的典型，就是巴金最敬仰、最热爱的大哥。
对于要写的《家》这部小说，巴金曾多次向大哥说过。巴金的大哥非常支持巴金写这部小说，大哥还对巴金说，“我赞成你写它，对于以我们家的人物原型为故事的主公翁，我尤其特别地赞成。说实在的，我们的家族史，完全可以代表一些家族的历史。”
然而可惜的是，当《激流》第一天在报纸上刊出来时，第二天巴金就收到了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可是这位巴金心中敬仰的大哥连小说的一个字也未读到，这是多么残酷的巧合呀！
在写《家》时，巴金看到了年轻时代的自己是多么幼稚，多么单纯。可是，巴金却一直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巴金的心里明白，青春是美丽的，自己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于是，巴金就以纸和笔向下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我控诉”。
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秋》，巴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读过《家》的书友，肯定会被《家》这部小说激动着年轻的心。《家》自问世以来，受到了中外广大读者的喜欢和称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倾注了巴金自己的全部感情。巴金把写作当成了一种战斗，而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
在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自述中，巴金说自己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而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当有思想要表达，有感情要倾吐之时，他就求助于纸和笔，把在心头燃烧的火焰喷出来，写成了小说。
巴金说，作为一名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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